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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李行之知道的要比自己多得

> 厂商新闻《为何“国家-社会”二分是对中国模式最深的误判？》特朗普继续对日本施压：日本需要开放市场 时间：2025-09-01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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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年来，西方对中国发展模式的分析层出不穷，从“中国威胁论”到“经济胁迫论”，本质上是对非西方现代化路径的质疑。面对争议，中国曾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然而，撒切尔“别无选择”的宣言，至今仍笼罩着全球发展的话语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被塑造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接受的“历史必然”。

本文尖锐指出，当前西方发展理论存在认识论与目的论的双重断裂。西方主流范式将人简化为原子化的“经济人”，将国家拆解为市场、民主等指标的组合，却刻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的生存质量取决于其所在的共同体能否提供稳定的食物、清洁的水源和免于恐惧的环境。这种共同体不是个体的简单相加，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复杂关系网络。而西方援助秉承自上而下的“济贫”逻辑，将贫困归因于个体缺陷，如“懒惰的文化”或“失败的制度”。这种目的论异化了发展的本质，将其扭曲为“文明教化”的帝国理由，其中隐含的殖民逻辑实际维护了“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越援越穷”的恶性循环。

与之相对，本文提出了“赋能式发展”的新范式。发展中国家需培育以国家为主体的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南南合作实现集体赋能，而非被动接受附加政治条件的西方援助。中国的实践表明，国家与社会不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有机整体。这种共生共强的发展观，不仅能回应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现代化理论均未解决的问题，更为消解南北结构不平等提供了创造性方案。它同时证明了，发展并非零和博弈，而是通过自主能力建设和平等互助合作。我们或许能摆脱对单一路径的依赖，共同推动未来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可能性。

本文原载《国际经济合作》2025年第4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思考。

为了谁的发展：一个思想史的视角

殷之光  李煜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导言：“别无选择”

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讨论似乎从未停歇。20世纪80年代，发展理论曾面临危机。美苏两个阵营冷战对抗中诞生的现代化理论、欠发达理论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风靡世界，在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中却遭到质疑。此外，苏联推动的社会主义国际化发展构想也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尾声。世界在20世纪末面临该向何处去的迷茫。正是在这个理论与实践双重迷茫的时代，作为对自身经济危机的回应，英美开始大力推动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政策。英国首相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著名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INA）表述，强硬地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推向历史前台。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仅影响了英美的政治经济结构，也通过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重要的多边机构，被强行推向世界。这一时期，融入一个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被描绘成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相应地，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寻求发展，不得不接受这些多边机构给出的结构性改革方案。从1990年起，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发展贷款开始伴随着苛刻的条件。要求债务国减少政府财政与健康医疗支出、移除货币自由兑换的障碍、减低粮食储备等，这一系列条件直接导致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甚至饥荒的加剧。萨米尔·阿明曾用“第四世界化”来描述这种发展的倒退。

受“第四世界化”现象冲击最严重的地区是非洲。作为世界人口结构最年轻的沃土，非洲却是世界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之一，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对非援助是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关注的重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向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然而，传统西方对非援助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国际发展援助理论，建基于单一发展范式导向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否认多元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忽视甚至刻意遮蔽资本主义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对非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阻碍，具有极强的新殖民主义色彩。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发展援助的主导机构开始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援助成效甚微等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受援国政治体制非民主、经济市场非自由等是造成援助不力的主要原因，并由此提出以经济自由化为核心的“结构调整论”。在该理论指导下，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推动附带条件的援助模式，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货币自由流动和优化财政支出等方面。当时正值非洲经济形势每况愈下，许多非洲国家不得不接受条件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以寻求贷款援助。然而，实施结构调整的国家普遍遭遇国内社会不满情绪高涨及其他政治经济危机，贝宁等国家被迫中断执行“结构调整计划”。失去外援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更加难以为继，只得重启计划，如此往复，陷入恶性循环。这种发展援助不仅没有让非洲国家因援而兴，反而使之普遍陷入援助依赖或者援助失效的困局，甚至造成“越帮越穷”的吊诡现象。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方案的是一种伪装成援助的干涉主义，其目的是创造一种适合资本自由流动的政治环境。在发展程度极端不平等的条件下，这种自由流动无疑成为政治经济发展优势主体向劣势地区的倾泻。此外，随着苏联解体，“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发展援助的替代性选择，客观上形成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发展援助资源的暂时性垄断。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别无选择”成为这一阶段面临的重要国际现实。一方面，效仿苏东模式的非洲国家失去依靠，如阿里·马兹鲁伊(Ali Mazrui)所言: “欧洲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给非洲社会主义以沉重的一击。”

另一方面，非洲国家进一步失去了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营造出的活动空间，面对西方国家的附加条件议价权大大降低。西方国家也借机在非洲地区大推“第三波民主化”，同时进一步加速非洲国家拥抱新自由主义。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效果，反而深受部族冲突、军事政变、恐怖袭击、宗教矛盾等不稳定因素的困扰。同时，由于非洲对西方整体地缘战略重要性有所下降，西方援非金额大幅减少，1982年—1997年官方发展援助(Oicial DevelopmentAssistance，ODA)占援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0.38%降低到0.22%的历史最低点。

2000年，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非洲地区的减贫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西方援非资金开始快速上升，援助方式也出现多番改革，更加强调援助效果。但直至今日，非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总体上仍处于全球较低水平，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根据202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低发展水平组的33个国家中仍有30个国家来自非洲地区。这固然不能全部归因于西方对非援助失效，但西方对非援助失效的问题已被各界认识并受到密切关注。

▍发展：一个认识论与目的论的问题

为什么越援助，受援国反而越难以发展?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对这个问题一筹莫展。国际学界不乏对其援助效果的批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在《白人的负担: 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收效甚微》中对西方“计划式援助”进行了尖锐批评;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在《援助的死亡》中对西方援助导致的援助依赖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西方学界在理论层面反思援助为何失效，以及如何有效建构援助，并发展出相关的发展援助理论体系。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和戴维·摩斯(David Mosse)对援助机构的研究揭示了部门利益与官僚自主性导致的援助政策与援助效果之间的脱节。伊丽莎白·艾希度(Elizabeth Asiedu)和博阿兹·南万(Boaz Nandwa)从援助领域出发，强调基础设施和教育援助应当得到更多重视。南茜·波萨尔(Nancy Birdsall)直言西方发展援助有“七宗罪”，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伴随着理论层面的反思，西方国家与国际机构也相继推出《巴黎宣言》《釜山宣言》等一系列文件，改革援非实践，但总体效果不尽如人意。

随着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些西方的左翼理论家开始将不平等问题带回到了西方主流经济与发展问题的理论讨论中。这种“回归”更多的是把不平等视为分配端产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仍旧极少被学界提及。20世纪70年代，一批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的学者将视角转移到有着共同被殖民经验、经济高度欠发达的亚非拉世界之后，他们发现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其生产也在全球范围展开，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积累是一种全球性的进程。因此，中心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边缘地区经济的欠发展本质上是同一组辩证关系。当意识到这种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后，这批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学者将生产而非消费视为经济和社会全方面发展的核心。

抛开援助是否有效的论证不谈，西方长期大量的对非援助取得的效果远低于预期，这是世界的共识。为何理论的反思以及其背景下实践的变革均未能根本性对其援助效果进行改善，这固然可能有实践脱离理论之嫌，但究其本质，上述的西方发展援助理论，基本属于罗伯特·考克斯所言的“解决问题的理论”，这种理论以其所发现的世界为基础，以普遍的社会和权力关系以及组织这些关系的机构为行动框架，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有限的框架内。这些理论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有效地处理特定的麻烦来源，使这些关系和制度顺利运转。这类理论内生地对现存制度的保守决定了它们的解决问题建立在回避问题的前提下，即回避可能对其预设立场以及维护秩序造成动摇的问题。这需要拨开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话语迷雾，寻找更深层次的真实思想基底。

对于发展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两个也许并不在发展研究学科内部的问题：什么是发展的认识论问题，为什么发展的目的论问题。对于处在世界市场不平等结构底端的国家、地区与人民而言，发展不仅仅意味着在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表格中体现出的国民总收入的增长，它更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意味着能有食物吃、能受到教育、能有干净的水喝、能活得更长、更安全，意味着日子一年比一年、一代比一代过得更好。这一切又与保障人们在最大程度上享有这些基本权利的社会环境、稳定政府等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政府乃至国家，这些群体性概念范畴不仅是个人的简单叠加，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组合，人的存在不可能脱离这些复杂关系。换言之，人既构成这些群体性范畴，也被这些群体性范畴所构建。人在具体时间与空间关系中的运动构成共同体，在引入共同体这一分析范畴后，我们对人以及人的发展问题的讨论就必须将时空语境及其连带的政治权力关系纳入分析框架，而并非将人假定为原子化的、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本质特性的“抽象的一孤立的一人的个体”。

在承认了人与具体时空环境的有机联系之后，对发展问题的分析便成为了对人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以及物质环境组成的合力下，沿着时空维度演进规律的探索，以及在明确的目的论指导下，对共同发展的积极推动。今天的全球化是讨论共同发展问题的物质与历史前提。其物质性体现在随着19世纪的技术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欧洲工业化强国的全球扩张，人类的物质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被更高效地连接在了一起。随着机器驱动的船舶、铁路、汽车、飞机的发明，人类在物理空间中行动的效率极大提高。这也为人类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随着空间联通一起到来的是欧洲在生产关系层面对世界的整合。这个依照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对世界进行的生产关系整合便是今天全球化的历史性前提。同时，物质的发展还在不断创造着新空间。今天，随着互联网、电力技术的发展，一个真实的虚拟空间成为了现实，也首次将人的物质与意识存在区分了开来。更为讨论意识存在与物质存在之间关系提供了基本前提。

这些变迁，都是历史性的。我们无法脱离人来讨论历史性。本质上，历史性是人在物质空间中的不断运动，以及在这个运动过程中对空间的主观改造。在这个历史性的进程中，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得以形成并不断演变。人的多种社会关系的重叠便构成了形式多样、规模不同的共同体。国家是迄今为止这些共同体中最为普遍、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最广泛的一种。直至今天，真正在物质层面上具有全球性的历史进程是随着欧洲工业化国家的扩张而出现的。我们当然可以讨论在此之前早已普遍存在的联通亚欧的丝绸之路、联通亚非的印度洋贸易等联系。甚至也可以为这些历史上的跨区域互动冠以“早期全球化”“早期现代性”乃至“多样文明化进程”的名义。但是，这种相对主义式的解释仅仅展现了一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秩序多样性，并未回答为什么这些多样性实践消失了？更无法回应今天世界的物质、经济，甚至文化的联通存在着显著的以北半球西方国家为中心的特点。全球尺度上的南北发展差异便是这种整体性不平等状态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为了体现这种不平等状态，我们不妨想象在政治地理空间中，存在着权力的势能差异。

显然，我们不能仅仅通过从非西方世界发现历史经验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现实存在着的权力势能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必须通过面向“全球南方”，以及所有在过去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低势能端的共同体的共同发展来消解。同时，不同共同体权力势能差异的大小直接影响了在竞争过程中不同国家、社群、团体，甚至个人的策略选择。因此，在考虑发展或者不发展问题时，不同地区、国家、群体在整体空间结构中的势能位置也必须作为重要条件被纳入分析。与之相关，如果将视角转移到那些不发达、被宰治的主体上，那么广域的合作与团结恰是阻拦强势能倾泻，完成自保的唯一可能方式。这也就意味着，在讨论发展问题时，无论是原子化的个人，还是单一的国家，可能并不是唯一可能的分析单位。我们有必要将主体间的合作、共生、互助这类社会性的现象作为有机体能动的生存策略纳入讨论。

▍作为帝国理由的发展

在承认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存在结构性不平等之后，发展的目的便不仅仅是对不发达、欠发达国家与人民福祉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要彻底改变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结构。然而，在现有诸多对发展知识的批判中，我们却很少见到对世界市场结构性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的思考。绝大多数的批判，采用了一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试图通过解构所有整体性概念的方法，或将“现代”与“现代性”问题混淆起来，并以“后现代”的名义将其通盘否定；或将“去殖民”简单理解成一种对殖民霸权的知识性批判与否定。这类知识性批判脱离了“去殖民”的政治实践，因此不免会给人造成只会批判，无法指导建构的印象。

当然，不可否认这类批判性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今天现代化、线性发展观等普遍性概念背后潜在的意识形态霸权。例如，表现在发展研究领域，学者们开始对“发展”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这类批判强调，发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向人们允诺种种物质与道德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将不同群体、种族依照某种标准划分出高低。学者们还注意到，资本主义全球帝国还积极运用发展概念来理性化自身霸权宰治。这实际上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脉络中各自国家内部对贫困以及济贫（poor relief）政策的认识与实践存在着紧密联系。

济贫既可以同天主教的救世理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具有人本主义意味的道德责任，也能呼应新教重视通过劳动实现自我救赎的信念。然而，无论哪种态度，都难免带有自上而下的救世主姿态与心态。此外，在认识贫困何以产生的问题时，基督教社会文化语境秉承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即将个人视为贫困的主体、作用对象，以及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基督教文化中区分出了“主动贫困”（voluntary poverty）与“被动贫困”（involuntary poverty）两个范畴。前者指代那些主动选择清苦生活，以期能够更接近基督的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修行方式，“主动贫困”将“贫困”神圣化，富人通过向这类人与修道院提供捐助(caritas)，以求得以接近上帝。在此认识下，捐助一受援/富有一贫穷的二元格局被固定下来。穷人(pauper)由于其贫穷本身获得神圣性，而富人(potens)则因为向穷人的捐助行为而获得救赎。不难发现，这种认识论格局并不谋求消解贫困本身，相反它更依赖贫富关系的固化，以确保“捐助”行动得以延续。

与之相比，那些并非主动选择的贫困者更让治理者感到不安。在治理者看来，这类人身体健康，但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游移”(wander)于世上，大幅提高了治理的风险与成本。针对这类人，如何通过政策手段迫使他们开始劳动，成为促生西方14世纪济贫政策起源的根本问题。为“游移者”提供劳动也是1584年理查德·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在呈给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Ⅰ)的信中提出的殖民美洲的理由之一。哈克卢伊特在信中表示，向“西印度”扩张，增强非洲奴隶贸易不仅能够传播新教福音，也能够通过增强亚非欧与英国的贸易往来，为英格兰人提供工作。同样，“游移”还成为殖民理论家用来否定殖民地原住民对其土地权利的重要理由之一。在哈克卢伊特建议英格兰殖民美洲之后约100年，约翰·洛克(JohnLocke)给出了最具普遍性意义的殖民理由。在他为殖民美洲的辩护中，美洲人被描述为土地上的“游移者”。他们仅能依赖大自然的馈赠，通过采集与狩猎获得生存必需品，并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因此，美洲印第安人无法对其所在的土地行使占有权。英国殖民者的到来带来了农业技术，通过劳动使得自然的土地得到“发展”(improvement)，创造了财富，进而能够真正占有土地。

洛克提供的帝国理由将发展与占有权联系起来，这为西方的发展论述提供了一种世俗化的目的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神圣委托”“文明使命”“委任统治”，甚至20世纪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和“保护的责任”都源于同一种目的论。对欧洲国家而言，帝国是他们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唯一政治空间，而对这一空间的治理基本是他们对本民族/宗族共同体治理经验的复制。正如在济贫原则中体现的治理观一样，18世纪英国对印度以及19世纪英国对南非的治理，均延续了那种自上而下、高等对低等进行拯救、文明化等“神圣”责任的色彩。例如，在处理印度问题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强调，英国对印度人民的政治与经济统治是一种“神圣委托”通过这种委托，英国虽然不能拥有对印度的主权，但是英国有权通过治理印度，复制英国制度，进而协助印度完成自我文明化的进程。19世纪晚期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者把帝国制度优越性的信仰与维护帝国主义商业垄断利益的说辞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构成霸权者“文明使命”观的完整逻辑。用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的话来说，非洲的明天必然是在白人教化下，最终实现“所有文明(男)人的权利平等”(equal rights for all civilized men)。进入20世纪后，这种为实现自由而进行教化的说辞体现在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构想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中。他强调，虽然“低等种族”(lower race)、“落后种族”(backward race)应当有自行发展的较大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在“先进”文明的教育、监管、保护的前提下，以防这些种族被自身的“原始欲望”所伤害。这种保护的道德追求也能驱动保护者本身进行自我净化，以免先进文明的国家机器被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所挟持。霍布森进而构想了一个基于法律的国际联邦(federation)。这个联邦由英美法德等目的相同、利益相通的“文明国家”组成，采用议会民主的模式，对全球实施治理。他坚信，在这种民主协调下，人类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国际主义”(effective internationalism)，促使国际社会变为“真正的共和国”。

不难发现，今天美国自由主义者们强调的“保护的责任”，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的制度原则，很大程度上都像是这种帝国世界观在当前的反映。与之前的帝国全球治理理念不同的是，随着20世纪中叶帝国的解体，以美国理论家为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更乐意用“大国”（great powers）这一概念来指代诸如英、法、西班牙等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程中形成的帝国。并以西方大国的近代历史变迁为基础，构建了一套充满美好色彩的现代化论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系统理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出发的现代化认识强调，现代化就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相互作用下，推动社会向更高级状态、更具差异化发展的复杂过程。罗斯托（Walt Rostow）则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以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为基础，用一种目的论的线性史观，将现代化过程分为从“传统社会”“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再到“高度大众消费时代”五个阶段。此外，这个脉络里还包括诸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对现代化教育、城市化、收入水平提高等因素促进民主制度建立的研究，以及威尔伯特·摩尔（Wilbert Moore）对文化因素，特别是价值观和信仰的变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作用的讨论。

总之，经典现代化理论把欧美先发国家在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化道路看作是世界公认的模板，把其发展经验奉为圭臬，在目标设定和路径选择上体现为“趋同论”（convergence thesis）。据此中心思想，出现各种流派，虽然视角不同，但都体现出两层意涵：第一层是，无论是何种视角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都明示或暗指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的原因是因其自身社会的落后；第二层是上述论断的逻辑演进，即这些国家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就是通过改造甚至全盘抛弃传统，遵循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以实现现代化。只要照此良方，西方现代化国家的今日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经典现代化理论给出的这条虽然框定但有迹可循且前景诱人的道路，一时间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主动学习或被动受影响的“标准答案”。

名义上，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对西方早发国家现代化经验的总结，是一种诠释性理论；实质上，经过帕森斯、李普赛特等人的次生性理论建构，西方现代化理论不仅形成简单二元对立与进化论的理论路径，还刻意美化了欧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比如，在欧美等早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战争、掠夺等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均被理论家们刻意隐去和抽离，代之以诸多“渐进式民主”“包容性产权制度”等辉格主义叙事神话。诚如李小云所指出的，西方开展对非援助，以及引导非洲国家现代化背后的发展知识，是一套建构起来的、既非欧洲原生性，又很难代表非欧洲国家在场性的“悬置”的发展知识体系。事实证明，西方现代化理论描绘的美好道路，不仅未能帮助广大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反而成为其陷入政治动荡、经济凋敝、社会分化的原因之一。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 “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

▍视角的转换：构想一种赋能式发展

总体说来，从更广大的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现代化道路的钥匙就在后发展国家对其主体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发展中，即“自主发展能力”。这里的自主发展能力主要指，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国家能否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与所处发展阶段，独立自主地确立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发展目标，保护自己的发展成果与发展福祉不遭掠夺、并转化成未来的发展资源的能力。自主发展能力既涉及物质层面，也关乎精神层面。在物质层面，国家自主利用资源禀赋或相对优势实现其发展潜力，需要一系列的基础设施、专业技术、相关人才等物质资源作为支撑否则便会受制于人，或被牢牢框定在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工厂的价值链底层无法翻身，或是坐拥资源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收益流失，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永远是空谈。在精神层面(即适配发展自主能力的主体性意识培育)，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倘若没有思想上的独立自主，在精神上自我矮化，甚至自我阉割，从而拱手放弃自我的主体性，自主发展能力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自主发展能力的两个立足点分别是发展的自主性和自主发展的能力，这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的概念。但无论是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还是乔尔·米格代尔(Joel Migdal)，他们关于国家自主性或国家能力的概念都建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关系。这种结构性的视角将国家与社会视为两个相互关联但各自独立的主体。国家的构成或被视为对社会权利的汲取、垄断，或是与社会力量进行互动，推动国家建设与社会变革的发展。然而，我们无法脱离人与人的社会性关联，去构想一种抽象的国家与社会主体。因此，更合理的思考方式需要我们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起点，将社会与国家/政府的构成与发展理解为这种复杂社会关系相互纠缠的结果。

实际上，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经验出发，就不难发现，构成先锋党在社会中进行的现代化生产建设实践本身就有机地将社会不同部门与人群整合起来，并构成国家的基本样态。反之，在这种进程中发展出的国家/政府又迫切地希望有机地融合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辩证关系以作为集合名词的“人”为基础，将国家作为担负现代化使命和治理责任的主体，强调国家发展本身就包含社会发展的目标，国家与社会共生共强，而非互相对立、此消彼长，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观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之间最大的区别。同时，这种自主发展并不排除不同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实际上，依据对中国历史经验的考察可发现，这种合作表现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劳动互助形式。从劳动互助中反映的集体化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了共同体的集体生存能力。但这种出于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发生的自由合作，一定以对社会既有产权结构的不干涉原则为基础。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不干涉原则并非一种独立于社会自然发展之外的抽象法则，不干涉原则更是一种经验原则。它强调，人与人的社会性联系会自然促生一种适合本地区小共同体生存的政治与所有权关系。随着共同体的发展，其规模与需求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所有权的变化需要随着这种物质性变迁在共同体的内部自然发生，而非由外部力量强制输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集体生存的需求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表现得并不明显。在城市化、大规模的共同体中，人的原子化程度也较高。然而，对绝大多数“全球南方”的人民而言，由于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所处的相对劣势地位，其所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基本处于半工业化乃至前工业化的程度。因此，如何摆脱这种依附性状态，获得个人/社会－政府/国家的整体性赋能，拥有持续增长进步的自我造血能力，并在这种整体性赋能的进程中，在国际上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就是“全球南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

发展观念的整体性、发展动力的内生性、发展主体的集体性与人民性，这是从“全球南方”经验出发而产生的基本共识。这种共识产生于对西方殖民帝国全球治理的经验性不满。的确，那种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强调国际间劳动分工合作的发展理论叙述不可避免地将人类分为了高低等级，并以此为基础将不同群体规制到结构性极强的社会经济分工角色中。同时，这种结构性的认识论否定了人——特别是非西方人——的能动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人类发展目标的讨论中，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各种复杂国际政治经济压力对人能动性的压制（disempowerment of people），以及对作为整体性的人的忽视，是今天全球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的重大弊病。

一般认为，联合国平台上体现出的对发展问题的共识反映了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从“实质性自由”角度出发对人类发展的认识。这种自由不单需要考察人们获得自己愿意过的那种生活的“内在能力”（capability），也包括社会/国家提供的包括失业救济、最低收入保障、基本教育等诸种“天然权利”（entitlements）。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诸如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等发展研究理论家便开始对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产生了广泛兴趣。他们或者本人来自前殖民地，或者曾经在非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生活工作过，因此可以带着这种族裔背景与生活经验进入到发展研究领域中，并且明确地将这种第三世界“位置性”（positionality）引入到了对普遍理论的讨论中。他们强调，在处理贫穷、欠发达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时，需要一些与资本主义社会和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采用的经济方案不同的新思想、新路径。让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力量，通过区域联合实现增长，完成对发达国家的“去依赖”，是当时不少理论家的基本共识。其中，最具理论与实践影响的理论家便是出生于英属圣卢西亚，并且在独立后的加纳担任过经济发展顾问的威廉·刘易斯。他将产出的增长(growth of output)视为发展的核心指标，必须要考虑多种社会、经济、政治及人的因素，无论是人在生产中的专业化分工，还是国家在全球贸易中依据比较优势而产生的分工，虽然看上去像是一种“自然进化”的结果，但是过度的分工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发展而言却是破坏性的。

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便系统性地注意到这些来自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发展理论的思考。这种思考接续了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以来便开始的发展道路探索。这种探索的目标始终未变，即在既有不平等的世界市场格局下，通过国家建设，一方面将人民有效地调动起来，参与发展进程并分享发展利益，实现自我赋能; 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国家建设实现社会与国家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在这个进程中，不仅需要社会内部组织起来也需要在国际层面组织起来，国际间以这种发展赋能为目标的互助合作便是重要的实践。

从全球南方视角来看，这种从万隆便开始的全面发展道路探索从未中断。1983年4月，第三世界社会与经济研究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以发展战略、发展合作为宗旨的北京南南会议。在这场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谈到，中国一贯重视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真诚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繁荣富强，虽然改革旧世界经济秩序的路途漫长，发达国家甚至有拒绝改革的立场，但通过南南合作弥合不同利益，消除不发达现象，探索加强具体合作的办法，是人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工作。会上，森、李琮、旺维(Samuel Mwita Wangwe)等第三世界学者的基本共识是，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各种发展困境的重要根源，仅靠从供应端入手的济贫根本无法改变这种困境，需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环境，制定符合各国需求，并且以最终实现自主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战略。

（1983北京南南会议）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余年间，这种以生产为中心，注重自主发展，强调国际互助合作的发展理念主要在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南南合作、南北关系等主题下讨论，其发展理念也正式进入联合国平台。这类讨论呼应了一直以来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希望综合(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理论，以及自身社会实践情况，探索一种能够与西方对话，但不带有西方知识霸权，尊重非西方世界多样性的本土经验与社会发展现状的理论话语，并以此来指导自身现代化发展实践。陈其人将威廉·刘易斯的思想总结为一种南南合作促进南方国家经济自主增长的理论雏形。从亚非团结、不结盟运动，到第三世界、世界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南南合作，再到今天的“全球南方”，这种理论探索在不断延续，并且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真正得到实现。在陈其人看来，这种理论到现实的转变确实需要一种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自主知识，以及在这种自主知识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才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自主性”问题的讨论，除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整体结构进行辩证外，还需要处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来源，以及在创造历史的进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这是森、威廉·刘易斯等发展理论家们没有处理的问题。今天，发展问题的基本前提是“大规模的工业使地球上的人相互联系，使所有小的局部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然而，这种在少部分先工业化国家全球扩张驱动下形成的世界市场“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其生产力并不能“归人民所有”。从“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出发，这种自主性在本质上是对生产力的集体主张。生产力“归人民所有”并不能被抽象地视为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机械性复制。从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出发，处在全球价值链末端的国家在不干涉原则基础上对自主性的追求最需要坚持的第一性原则是对生产与扩大再生产权利的主张，人的能动性便从这种建设一个“归人民所有”的国家事业中创生。

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参与国际贸易、生产以及接受贷款、援助、直接投资等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形式参与到本国的社会经济循环中，投入扩大再生产中，成为衡量发展中国家自主能力的重要指标。同时，影响国家能否支持生产-扩大再生产循环的条件复杂，国家的国土面积、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人口数量、人口素质、经济结构、基础设施等因素，以及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心”的依赖程度都是必须纳入分析的变量，在上述物质基础条件之外，国家的政党能力、精英立场、文化教育、宗教/文明传统等因素也需要纳入考察。这一层面的分析不但能够帮助我们衡量发展中国家谋求现代化自主发展的意志强弱,也能让我们看到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效组织社会培养国民适配自主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性意识。

引入以国家为基础，面向人民整体的赋能式发展观之后，我们不但能够明确中国的发展合作与西方发展援助之间在认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根本差异，还可以为衡量中国发展合作效应提供可以量化的参考标准，并在不违反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参考经验。例如，在国家建设方面，诸多后发国家起步晚、底子差，无论是自然资源、财政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显得捉襟见肘，严重制约国家建设进程。此时就需要组织赋能，由现代政党等组织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加以集中动员利用。在国际合作层面，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团结斗争及内部的互帮互助尤为关键，以不干涉为前提的外部合作不仅为许多弱小国家提供了赋能发展的物质原动力，还能够为其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地缘条件。从谋求整体赋能式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从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便坚持的国际主义互助，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便成为同一种理念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的历史演进。

▍结语：面向共同体未来的发展

“历史辩证法最终必然使南北经济关系消失。”陈其人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南北经济关系研究》。的确，面向解放的发展是全球南方乃至人类整体的一项长远志业。在这个漫长志业中，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性地回答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左翼现代化理论均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何既实现生产力的进步，又能消除不平等？如何保障真正的自由？中国没有盲从经典现代化理论非小政府不可的刻板迷思，而是以更强有力的手段来推进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更积极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也没有完全陷于左翼现代化理论对国际分工的悲观拒斥，而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开放的胸怀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以负责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层面打破了旧式发展理论的“宿命论”，为后发展国家呈现了非资本主义道路现代化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中国的发展还要在一个“全球南方”国家谋求自主性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中找到重要性与普遍性。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今天，这个整体性的进程连绵不断。中国深知对帝国主义霸权的消解和对国际秩序的改善不能靠单打独斗，也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既有不平等结构来实现。因此，在讨论“全球南方”的发展问题时，必须在一个整体性的南北问题框架内展开。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互不矛盾，更重要的是，这一“全球南方”谋求平等与解放的历程还能在整体上消解现有国际体系中南北不平衡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陈其人在对南北经济关系的研究中就对这一点有了明确阐述。他强调“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过渡到更高形态的公有制社会，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也蕴含着改造北方国家的历史使命与可能性。换句话说，“全球南方”自主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除导致这种南北经济发展差异的基本结构。

长期以来，“全球南方”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西方援助的有效回应。具体而言，在能力建设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迫切希望能够培育自身的内生经济增长能力，实现发展的自主性。然而，西方援助更多集中在医疗、饮水等紧急援助领域，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无法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因此，“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国家仍然面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在区域联通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希望通过提升区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水平，实现全域联动发展。然而，西方国家往往出于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考虑，刻意打断南方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这种对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干涉以多种形式出现，这表现为一些西方大国对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掣肘，以及在东南亚东亚的美军基地对该地区和平合作进程的阻碍等。在时间周期上，“全球南方”希望得到长期稳定的发展合作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然而，西方援助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和利益投机思维，呈现出极强的周期性和不稳定性。例如，在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解体，非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骤然下降，西方对其援助明显减少。这种援助的不稳定性不仅不利于非洲国家的长期发展规划，而且可能导致非洲国家本就脆弱的政治经济面临更多波折。

为维系现有国际分工结构下的垄断优势，基于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西方援助刻意回避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建设问题; 左翼现代化理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自主发展能力的必要性，却短于这种自主发展能力的建设。时代在呼唤新的发展知识和发展理论，国际发展合作也需要新的动力源和思想引导，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作为新发展知识的代表，为面向“全球南方”以及人类整体未来的发展合作开辟了新路。今天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描述，以及对全球文明、安全、发展等普遍秩序理想的表述，忠实地延续了20世纪以来不断演进的“南方”视角下的理想世界秩序图景。这不仅是一种理论理想，更是在理论推动下的发展实践。在这种从亚非拉团结到不结盟运动，再到“全球南方”的政治探索中，在这个实践与理论的矛盾冲突中，未来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可能性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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